墨书时期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，好比当今美国。无论是经济、人口、军事、疆土、影响力等各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。

经济水平：隋朝给唐朝留下了宝贵的遗产，唐朝接盘后基本上没费多少大力气就实现了经济的复苏，同时，丝绸之路自汉代以后再次开通，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带来的对经济的促进也是不可估量的。

政治水平：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、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制度、律法等都是在封建社会非常完善的，确保国家能够稳定运行。

人口数量：天宝年间，安史之乱前，唐朝人口达到8000多万，充足的劳动力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。

军事能力：唐朝时期，虽然军队数量不多，全国大约只有50多万。但战斗力强悍，在西域和高丽百济等的对外战争中可见一斑，同时军队粮草充足、装备精良、各个时期都有名将，如李靖、郭子仪等；

疆域领土：唐朝极盛时期，疆域面积位居全球第一。同时期能和唐帝国相提并论的，只有阿拉伯帝国，唐朝的面积最大时是1237平方公里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

世界影响：唐朝时期，首都长安是世界的中心，万国来朝，许多国家都会尊奉唐朝皇帝为领袖，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，被封为天可汗，远到当时的阿拉伯、欧洲国家，近到日本、朝鲜、越南都派使节进贡朝拜。

唐代的田赋制度成为“租”“庸”“调”。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，年老仍缴还政府。在其授田时期，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。

这是一种均田制度，承北魏以来。均田制所与古代的井田制不同者，井田乃分属于封建贵族，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，即国家。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，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。说到租额，则仅为四十税一，较之汉代三十取一，更为优减。“庸”即是役，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。

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，较之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。“调”是一种土产贡输，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，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。

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，布帛之征，力役之征三项目，租即是粟米之征，庸是力役之征，调是布帛之征。中国既是一个农业国家，人民经济，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。唐代租庸调制，最要用意，在为民制产，务使大家有田地，自可向国家完粮。

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，便可抽出余暇，为国家义务服役。有丁有田，自然有家，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，最要的是织丝织麻，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，也不为病。唐代租庸调制，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。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，有田始有租，有身始有庸，有家始有调。

唐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，而金银器又是唐代工艺美术的代表，所以绝大多数器物属盛唐时期的何家村窖藏可称得上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“东市库卌五两半”银饼

何家村出土金银器270件，其中带有唐朝题记者，共计90件，还有两件金盆传原有墨书，另有7件残存有当时包装纸印上的墨书。这些墨书题记对于揭示器物名称、唐代衡制、赋税制度，反映埋葬情况、器物来源、检校藏品等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其书法价值也不容低估。

对于唐代赋税的认识

东市和西市是隋唐长安城中设立的集中商业区，市内以井字形街道分割为九区，每区开设临街的各行店铺，据宋敏求《长安志》：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，四面立邸，四方珍奇，皆所积集”。可见“东市库”银饼是经营邸店、店铺的商人上交国家的税银。

“宋之”银饼

因为许多有势力的贵族大臣在市内经营邸舍、店铺，以取厚利。以至于开元二十九年（751年）正月下诏：“禁九品以上清资官置客舍、邸店、车坊”。“宋之”、“赵忠”等当是商人名。根据《旧唐书》卷44《职官三》：“两京都市署”，“京师有东西两市”，东市库可能就是京师都市署属下之库。

赵忠 银饼

“五两朝”银铤之“朝”，据《唐六典》卷20：“左藏有东库、西库、朝堂库”，可见刻有“朝”字的银铤，是中央铸造，国家库藏—左藏所属朝堂库之物。其上墨书是后来重新称量时所记，“卌八两半”不是这枚的重量，而是多枚合称，最后将重量记在此银铤上的。

五两朝银铤

左藏是户部管辖的国库，专门负责国家赋税所得，国库银铤主要来自地方赋税和供奉，从“十两太北朝”银铤清晰的剜削及补钉痕迹分析，国库银铤的管理有统一的重量要求，称量也非常严格。因唐代库藏日常业务由太府寺管辖，有人认为太北之“太”应是“太府寺”。该银铤上墨书已不清，应是第二次重新校对重量时所写，内容应为重量。

五两一分半银铤

“五两一分半”银铤，墨书与何家村绝大多数金银器上墨书字体相同，应为埋藏前称重所写。